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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勒河畔的牧歌行吟――王新军小说论-

  
    引  言

    西部作家王新军从走上文坛起,就坚守西部,坚守农村,全心经营自己的“沙窝窝”系列。正如《飞天》主编陈德宏所言:“关注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西部,关注弱势群体,写身边人身边事,是王新军创作的特点,同时也是他的优势。”[1]他的小说创作获得了全国文坛的认同,更是获得了读者的喜爱。王新军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自己扎根西北农村的朴实而温情的写作风格,被评论界誉为“第三代西北小说家”群体当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以自己扎实的写作水准,众多的作品数量,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两度入选“甘肃小说八骏”,成为甘肃当代作家群体中不可忽视的存在。研讨王新军小说的艺术特色,对于我们重新而全面地认识西部,甘肃当代的发展脉络,获取广袤而深远的西部大地上的人文关怀,拓展西部文学的影响力和表现力,无疑具有十分重要而且久远的意义。王新军扎根西北农村的朴实而温情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注普通生命个体的底层叙事

    在王新军目前发表的长,中,短篇小说中,人物无一不是处于底层的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王新军来自西部农村,出身于农民家庭,他的乡土叙事带有浓烈的底层意识。他的小说更多地强调和描绘普通人面对日常生活的苦乐和对现世幸福的追求,体现为一种凡俗化的写实方式。总体来说,王新军小说的人物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

    (一)书写形形色色的农民形象

    描绘农民形象的小说占了王新军全部创作的最大比重,是他创作的主阵地。从揭示的主题来看,这类小说主要有两种:首先是对农民生活艰难的同情和对他们优良品质的赞美。这类农民形象主要有《羊之惑》中的玉根老人,《大草滩》中的许三管,《风雪吉木乃》中的林双成与杨兰花夫妇,《卖羊》中的兄弟俩,《麦场上》中的李玉山,《乡村爱情》中的桂桂,《燃烧的麦田》中的兰兰,《一个进城卖西瓜的农民》中的郭发财,《卖牛》中的杨二嫂,《贵人》中的根宝,《父亲的生活》中的父亲,《村民组长冯虎》中的冯虎,《最后一个穷人》中的马三多,等等。《一个进城卖西瓜的农民》描写了一个诚实守信,不弄虚作假,关爱家人的农民郭发财,塑造了一个完美的农民形象。《最后一个穷人》描写了一个大智若愚的农民马三多。他从包产到户后,开始了自家的艰难生计。去别人家借牛遭到拒绝,反映了人情的冷漠;瞎子父亲去上游抢水被打死,他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义救刘巧兰,收养几个孩子,反映了他的仁慈与良善;用自家洋芋帮别人度过荒年;拒绝开荒,反映了他富有远见的生态保护意识;机智解决计生款,海选村长,展现了他的睿智与幽默;最后国家免除统筹款、提留款、农业税、小学学杂费等,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恪守,最终过上了富裕的生活。马三多作为一个农民,“其平凡中的不平凡之举恰恰是人性之中的光芒,在物欲主导的现世耀耀生辉。脱贫不仅仅意味着摘掉穷帽子,蜕去贫困的外壳,更该深入躯体,完善和净化自己的精神家园。”[2]作家笔下的这些农民为人和善,对人热诚,淳朴、憨厚、老实,诚实守信,不弄虚作假,关爱家人,在祖辈辈生存的土地上勤恳劳作,繁衍后代,过着几近原始的生活。在这一类农民形象中,作家着重表现出的是他们吃苦耐劳,勤奋节俭的优良品质。
    其次,是对农民劣根性的批判与沉思。《大冬天》中,农民李向阳发现“如此平庸的生活使他真切地一再体会到今年依旧是去年的翻版,明年肯定又是今年的盗版了。”[3]表现了他对呆板乏味、平淡单一生活的不满,全然没有农民在耕作收获后的喜悦与满足。《两个男人和两头毛驴》中的娄大明与史红旗毫无利益冲突,只是因为一个女人(白春香)便起了波澜。小说展开的是两个男人心与心的碰撞,人格与人格的较劲,而碰撞与较劲的载体便是两头毛驴。《七彩山鸡》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城里人骗乡下人的故事,展现了农民性格中的愚昧与狡黠,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无奈与无助,体现了作者对农民性格及命运的批判与沉思。《甘草滩》、《麻黄滩》写的是人类破坏生态后自食恶果的悲剧。《玉米地》则写了农民马大的极度精细,认真与略显啬皮。《夜深人静》写的是儿女对父母的冷漠,自私与无情,反映了在商业社会,亲情遭受到拷问和考验。《两窝鸡》、《两窝狗》则写了人与人的勾心斗角以及人性的阴暗,小说中的鸡和狗则不幸成了人类争斗的牺牲品。这一类农民形象中,作家对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懒惰、愚昧、狡诈、短视、小气等劣根性表现出了深深的批判与反思。
    总之,在王新军描写农民的小说中,他继承了鲁迅的批判,沈存文的诗意,赵树理的幽默,高晓声的写实。他在根植于底层,根植于乡土的小说叙事中,通过西部农民日常生活中平淡无奇的小事,写出了这些处于底层的农民生活的安逸与满足,辛酸与艰难,写出了他们的老实与厚道,勤奋与坚韧,但也真实地揭示了他们的愚昧、狡猾、自私、盲从、短视的劣根性。作者对他们既有同情和赞美,也有批判与沉思。王新军以自己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群体刻画,续写了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乡土叙事的人物画廊,是继闰土、阿Q、小二黑、陈焕生之后的农民形象的再度续写。

   (二)对基层乡镇干部的刻画

    王新军的这一类小说,我们可以称之为“基层官场小说”,作家对乡村政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这类作品总的来说主要描写了两种基层干部:首先是描写文化专干的小说,主要的作品有《文化专干》、《农民球队》、《五月乡戏》等。王新军当过十几年的文化专干,长期的生活积累和切身体验为他的这类小说准备了丰富的养料。《文化专干》描写了老林和吴青两代文化专干,在经济大潮中坚持自己的文化良知和独立人格,担负起文化传承责任,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从事西部农村最基层的文化工作。这是西部农村底层文化工作者的切实写真和缩影。《农民球队》描写了桥湾乡文化专干刘双林为一场球赛所付出的努力,基层文化专干的困顿、辛酸、窘迫与愁苦尽在其中。《五月乡戏》中,文化站长林国柱为乡里筹办唱大戏,工商,税务却趁机对小摊、小贩大肆乱收费,老林在修破旧的戏台时因公殉职,死后立碑的事也难以实现。而乡领导之榆林哪个医院癫痫好?间的矛盾,又凸显了改革中的各种利益角逐和冲突。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基层文化专干辛酸而凄怆的背影。王新军正是通过这类小说为我们展示了西部农村基层文化工作者的尴尬困顿的生存状态,以期呼吁和唤醒社会的重视。其次是描写乡镇干部的小说。这其中也同样贯穿了两种主题:一是赞美,二是批判。赞美是对有所作为的乡镇干部的肯定。《司法助理李守堂》写了一个不懂多少法,却热心,认真化解农民矛盾的法制工作者形象,他化解农民纠纷靠的是人格,热诚,以及人与人的理解与沟通。《狼梯》写了一个为艺术而耗尽心血最后献出生命的基层文化干部王东明,他人虽牺牲了,但他的摄影作品,他的艺术却获得了永恒与新生。《乡长故事》、《桥湾》、《乡长老叶和他的一班人》则着力刻画了一批在改革大潮中年轻有为,锐意进取,思想先进,有魄力,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切实为民办实事的乡镇领导干部形象。《乡长故事》中的主人公乡长吕龙的一段自白,代表了这类干部的心声,也代表了最广大老百姓的心声:“我的心态已经从一个诗人转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官人。官人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老百姓着想,这在任何朝代任何时候都是好官的标准。”[4]在另一类的官场小说中,王新军则对那些充满官僚作风,人浮于事的领导干部进行了揭露和批评。《植树节到了》写教师进修学校将一场冠冕堂皇的植树节,变成了一场虚假的热闹的狂欢。《好人王大业》中的农机站长王大业为了最终能够留职,制造假举报信,嫁祸他人,为我们展现了官场生存和残酷竞争的现实样板。《放映员老陈》描写了乡镇干部在急速经济大潮中艰难转身的尴尬身影,他们在获取财富的同时也迷失了自己,失去了人性中的恬淡,真诚善良的东西。《例会》写乡镇府的一次干部例会纯以聊天消磨时间,商讨了扫乡镇府院子里的树叶却没人行动,揭示了某种人浮于事的官僚作风。《远去的麦香》和《俗世》两部中篇堪称姊妹篇,是王新军官场小说的力作。《远去的麦香》分别以村之芳和丁海洋为第一人称,《俗世》则以王宏伟和刘青松为第一人称,两部小说都采用双重交叉的叙事手法,且情节内容互相关联。市委副书记刘青松要为自己的智障儿子找对象,乡党委书记丁海洋要为自己谋一个更高的职位,最终的结果是他们达成了一场交易,而这一切,却全都是以女大学生林之芳牺牲自己的青春和婚姻为代价的。诚如小说所写“官场就是这么个地方,就这么残酷。说到底,这与树木间的绞杀现象,植物们的优胜劣汰以及动物世界里的弱肉强食,人类世界里的尔虞我诈如出一辙。”[5]正如《远去的麦香》标题为我们所揭示的:远去的不仅只是青春,生命,还有人的尊严与坚守。两部小说对官场中的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做了尽情的揭露与批判。此后作家将《远去的麦香》和《俗世》的情节内容合二为一,便形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人生八卦》。

    (三)对乡村民办教师的刻画

    《民教小香》刻画了一位纯正、善良、有责任、有爱心,拒绝诱惑和世俗的农村少女,民办教师小香的形象。她成了中国西部农村教育的希望和象征。《一头花奶牛》中的民办教师王方林从下雨天倒塌的教室废墟中往外搬桌凳时,被砸伤致残。从此,学校所养的一头花奶牛就成了孩子和老师的衣食父母。“一头花奶牛,被工业生产线淘汰下岗,但它却能默默无闻地负载起一所贫困学校的所有开支。牛与师生的相濡以沫,肝胆相照就不是什么寓言,而是生命拯救与被拯救的生命感恩。”[6]一头花奶牛承载了西部偏远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所有希望,承载了太多的沉重,辛酸和悲欢。作者通过这样的现实描写,来呼吁更多的人关注西部贫困农村教育的命运和民办教师的命运,呼吁更多的人和社会有识之士对他们施以援手。
    总之,王新军小说的上述三类人物形象刻画,源于他最为熟悉和了解上述三种人的生活。首先,他自己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其次,他当了十几年的文化专干,是一个最基层,最底层的乡镇干部。再次,他也当过民办教师。他深知农民的艰难和文化专干的无奈,乡村教师的辛酸。上述三个身份的切身体验和角色转换,为王新军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切实有效的现实生活的基础和养料。他以自己始终如一的关注普通生命个体和弱势群体的底层叙事和乡土叙事,来展现和关注这类人的命运,表现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道德良知和人文关怀。
二  书写西部牧歌风情的诗意行吟
“西部的内涵是宽泛的,它是源于阳刚的美,源于生命的诗,源于心灵的河。”[7]广袤的西部的山川、田野、河流、大漠、戈壁、牛羊,都给作家无限的诗意生存和栖居。王新军小说诗意化的抒情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

    (一)对西部世界的诗意描绘

    在小说《八个家》中,王新军对西部牧歌风情进行了诗性描绘。“长期以来,河西走廊一直是一个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互渗透的多民族杂居之地。这里虽然有发达的农业生产,但畜牧业一直以来就支撑着河西人民生活的半壁江山。我心中就聚焦着浓浓的游牧情愫。天高地阔的少年放牧生涯,很早就培育了我渴望自由的心灵。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精神上寻求回归的情愫,在我胸中就更加地强烈了。于是我一有机会就深入草原腹地,进行一番没有原有的忧伤的追寻。河西走廊民族血统的构成是复杂的,这不用多说。我自己身上的游牧血统的存在,我自己就能强烈地意识到。这些年,我写了许多与牛羊和草原有关的小说。除了感慨于人们心中游牧精神的消失,更多的则是想在这个消失的过程中,抓住它最后的尾巴。”[8]王新军的牧歌行吟和对游牧精神的忧伤追寻,源自一种心理上和心灵上的文化寻根,源于人类对自身童年时代的回忆和追寻。《八个家》给我们首先展现的是草原之美。小说里充分展示了八个家草原的风俗民情画卷,古老的西部歌谣,草原独特的饮食、劳作、婚俗、雪地撵狼、跳“罗罗舞”、火葬仪式等等充满鲜明地域色彩的草原风俗,把西部游牧文化写得淋漓尽致,营造出一个新鲜奇异的民俗风情画卷。正如陈思和所说:“王新军的《八个家》宛如一首无尽的草原牧歌的民歌,长长的音,绵绵的韵,音韵里蕴含着丰富的生命涌动的信息,把西部草原文学中最优美的因素充分表达出来。”[9]其次,作者在对草原自然景色,风俗描写中润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小说虽然以小女孩“我”(旦旦格)作为叙述视角主体,但却渗透着作者自我的生命体验和沉思。“草原上,许多事情是不需要理由的。”比如阿妈对神的从灵魂深处的虔诚信仰,姐姐阿吉娜有关珍珠鹿的爱情梦想,草原人对羊和狼的生命同样尊重的“万物有灵论”的原始信仰与原始意识,以及野性的爱情。再次,小说展现了对牧歌已死和游牧精神消失的无比忧伤与追寻。生命不可遏止的自然生长终止了人类童年的牧歌,社会的不断进步,农业文明的发展,工业文明的到来终结了牧业文明的生存。《八个家》中许昌市中心医院癫痫科预约电话,姐姐阿吉娜长大了,变成怀春的少女,与青年巴图鲁住进了白帐篷,即将出嫁。而妹妹旦旦格无法缓解母亲去世,姐姐出嫁的精神压力,对姐姐的依恋走向病态,竟不顾一切亲手毁掉姐姐的幸福,从而彻底打破了草原的宁静,和谐与美丽。阿吉娜无怨无悔侍候伤残情人,乌鲁克剁手证明清白,巴图鲁向情敌托付爱人后自杀。阿吉娜忧伤而带有悲剧色彩的爱情颇似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八个家》所表达的爱情中的人性之美和博爱精神与《边城》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人类不得不走出童年的时候,单纯质朴的牧歌时代也就结束了。人类残酷地杀死自己的童年,以此迎接新的文明的到来。那充满自然与诗意的草原牧歌,已成为遥远的历史记忆与回响,是长大了的文明人心中永远的痛。”[10]作为人类童年的牧歌时代只能是一个越来越遥远的梦,掩藏在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潜在记忆中,充满迷茫,困惑与感伤。
   《旱滩》中,同样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由骆驼、羊、荒漠、女人组成的西部草原风景图。失去了男人的女人在草原上苦难、倔强、坚韧地生存。女人担负起了繁衍后代和放牧草原牲畜的所有责任,她成了所有生命的母亲和守护神,所以作者说:“只要有女人,草原就不会荒芜。”[11]羊和骆驼成了陪伴女人的真诚伴侣和伙伴,使得生命在荒漠之中的戈壁草原上有了再生的希望,作家以此告诫人类:人与生物,自然界三者之间应该相互和谐相处,才能休戚与共。
    如果说王新军关注普通生命个体和弱势群体的底层叙事是一种凡俗化的写实,那么他充满西部风情的牧歌行吟则是一种诗意化的抒情,并且他“给农耕诗意中滴进了一滴游牧文明的含着沙尘味儿的粗犷颜料。”[12]这是王新军小说两大最鲜明的创作特色,奠定了王新军小说朴实而温情的创作风格,形成了他文学天空中两个特色鲜明,但又相互交融的世界。
    在自己的小说中,王新军把心交给了西部的山川、河流、田野、大漠、戈壁、草原、村庄,交给了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农民与牛羊。“他的心跳给村庄以脉搏,他的血流给村庄以生命;他的同情听到了老牛心灵的独语,与之一起咀嚼着生命迟暮文化变迁的复杂况味;他的睿智穿透人界与狗界不同的逻辑结构,思索着健康人性的艰难历程;他的豁达更超越了肆无忌惮的四季风,把坚韧与希望同时写在河西那撂荒的西草滩。”[13]而这一切,体现在王新军的每一篇小说中,便是充斥其间的浓烈的诗意抒情。李建军说:“王新军的小说有乔治桑的温暖的爱意,有汪曾祺小说中的浓厚的人情味,朴实中富含着诗意,平静中包蕴着热烈,将爱情和其他形式的伦理亲情表现得感人至深,别有一种打动人心的伦理内容和道德力量。”[14]在《农民》,《麦场上》,《乡村爱情》中,王新军通过平淡生活中幸福感的渲染与描绘,把劳动,爱情与普通的乡村生命形式升华为人生本真的存在。《闲话沙洼洼》则更像一篇散文,通篇写的是沙洼洼的地理,人文环境,四季交替,人与家畜的共处。“沙洼洼”就是整个西部农村的一个缩影和样板。

    (二)对动物的诗意描绘

    在王新军的小说中,动物皆有灵性,有丰富的心理活动。这尤其体现在他的许多小说对“羊”这种家畜的诗意描绘上。王新军钟情于游牧生活,追寻自由,天人合一的游牧精神,而羊正是游牧生活的主体之一。王新军说:“放羊是天底下最好的工作之一,好在它的自由,好在它的散漫,好在它的天高地远,好在它的无拘无束。”[15]他在放牧羊群的同时放牧了心灵,达到了在大地上的诗意栖居和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生命追求。王新军作品中诗意温情地书写“羊”的作品主要有《羊之惑》、《大草滩》、《卖羊》、《旱滩》、《贵人》、《父亲的生活》,以及长篇小说《最后一个穷人》等。《羊之惑》中的玉根老人在儿女们长大成人和老伴去世之后,羊成了他最后的寄托和思念。他每天放羊时,有羊陪伴,在老伴坟头静坐,思念妻子,回忆往事。他放羊纯粹是一种精神寄托,在草地上放牧自己的心灵。放羊时他和羊一样完全融入了自然,“羊在他周围散开,交叉地错落着移动,像鱼一样游弋在如水的绿色里。”[16]在大自然中,他和羊一起完全进入了一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和审美体验。羊的温顺,天真,胆小使得玉根老人成为了羊的忠实伙伴和守护神,他和羊建立了极为深挚的友情,以至于晚上也要住进羊圈,聆听并察看羊的反刍,与羊交流感情。因此,他与儿子,儿媳发生了冲突,最终不得不把羊卖掉,他的放牧生活也到此结束,心灵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和摧残。我由此想到了那个流传甚广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采访一个陕北的放羊娃,问他:“你为什么要放羊?”回答是:“挣钱。”“挣钱干什么?”“娶媳妇。”“娶媳妇干嘛?”“生娃。”“生娃干什么?”“放羊。”几乎所有稍有文化的人看到这一幕,无不哈哈大笑于放羊娃的原始和愚昧,可是看了王新军的小说,突然觉得我们的同情与居高临下是多么的自以为是。在我们看来原始,落后,不体面的放牧在牧人来说却是追求和寻找到了生命的极致。《大草滩》中的许三管厌倦了农耕的束缚,不顾妻子的反对,买羊放牧,终日游走在大草滩,疏勒河上,把自己完全融入了天地自然之中,大草滩是他“放牧心灵的天堂”,是他生命的乐园和精神的家园。在小说中,王新军把这种游牧生活描绘得如诗如画,令人神往。许三管置身于广袤的大草滩上,眼前是无边的草地与流淌的河流,羊群像白云一样游动,牧羊人思绪翻飞,俨然进入了一种宗教的神化境界。由于羊的熏陶,牧羊人也变得宽厚、善良、仁爱。《父亲的生活》中的父亲的一生就是一个牧羊人的一生。父亲的生活虽然艰难,“但父亲却把自己一生三分之二还多的时间用于和羊打交道,父亲力图把自己完全成就为一个牧人。父亲的一生,就处在一个农人向一个牧人的传承过程,这就注定父亲的一生,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主题。”[17]父亲的一生就是放牧心灵,追求心灵自由的一生。正因为如此,“(我还是)从心灵上完成了一个农民向一个牧人的过渡,我能从父亲的眼神里看出,这是父亲所希望的。渴慕心灵的自由,在这一点上,我和父亲是相通的。”[18]羊不仅是牧人放牧心灵的伴侣,更是他们生活的衣食来源。《最后一个穷人》中,农民马三多就是依靠一头羊白手起家,最终走上富裕道路的,羊支撑着马三多家走过了二十多年的艰难岁月。羊是如此的一种充满灵性的人类伙伴,但他们的命运却无一例外是悲惨的。《羊之惑》中羊知道了自己即将要被杀,在最后一次放牧时分,站在铁轨上不走,选择了自杀,宁可自杀也不愿意失去自由。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他们彷佛已经参透命运,超脱死亡,因而从容面对,在最后的生命时刻尽情地享受自然和生命的美好。《父亲杀羊》中,杀了一辈子羊的父亲被一只甘愿去死的羊打动,在弥留之际为自己一生的杀羊行为忏悔。在此,羊的命运实际上隐含了牧业文明的命运,游牧生活的命运,在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双重挤压下,它只能逐渐走向死亡,直至消失。动物是不会说话但却充满灵性的有情感的生命。动物可以与人和谐共处,与人建立深厚感情,并给人带来审美和功用的乐趣。王新军银川哪家癫痫病医院好,看病到这里通过在大量小说中对“羊”的诗意描绘意在向我们揭示:生命是平等的,生命是可贵的,有意义的。动物也有它们的生命,有生存的权力。人类应当同情弱小的生命,而不应只想到残杀和无休止的索取。

    三、透视生活还原本真的细节描写

    王新军小说在叙事的完整性和出色的细节描写上,中篇小说《坏爸爸》堪称典范。这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以揭露社会生存状态而享誉文坛。《坏爸爸》描绘了“我”从残疾到成为孤儿,再到先后经历三个“坏爸爸”的轮番贩卖,沦为他们的挣钱机器,到最后“我”作为一个流浪残疾孩子,被榨取了所有利用价值后的走向毁灭,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揭示了流浪残疾孤儿这一群体悲惨和暗无天日的一生。 “我”、小香豆、果果这些流浪孩子都经历了命运的沉浮与变化。“我”从最早的收养“我”的爷爷被冻死,到经历了王田野,桑富贵,三旺三个“坏爸爸”的贩卖,每一次更换和改变主人都充满了命运的变数,体现了弱小者无法把握自身生存和命运的深深无奈。而小说写到的小香豆,果果,“我”这些残疾乞讨孩子,他们的结局无论被车撞死,被摧残致死,最终都是归于毁灭。命运的变化带不给他们一丝光明和希望,而只有黑暗和深渊。“生存对这些孩子而言变成了最大的不幸。他们生活的世界里只有贫穷、饥饿、恐怖和最终的死亡。”[19]
    《坏爸爸》作为社会问题小说,批判社会现实的力度与深度,与夏衍的《包身工》、方方的《风景》有异曲同工之妙。《坏爸爸》的细节描写是非常成功的,细节描写成了推动情节发展,展现人物个性,表现作品主题的重要手段。例如,在描写五贵“爸爸”和三旺“爸爸”在交易“我”时,作者写到:“他呸地把烟屁股吐到湿地里,呼地上前一步揪住我的头发,另一只手伸过来,张开虎口捏开我的嘴,回头对三旺爸爸说,你看这牙槽,两年吃我的喝我的……说着话,五贵爸爸已经把我提了起来,话一落他的手又松开了。我咚地一声落在麦草里,头顶上的皮像针扎一样疼。”[20]这贩卖残疾孩子的肮脏交易,与贩卖奴隶如出一辙,把人当成牲口一样卖来卖去,读来让人落泪。在写“我”讨钱的情景时:“我把小木板车撑到每辆车跟前,然后努力地把胸部从石块一样僵硬的膝盖上抬起来,脸上做出一种表情——就是把腮上的肉向上抽一抽。那种表情在别人看来一定很古怪,不像笑,也不像哭。反正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等他们丢了钱之后,我就漫无目的地点点头,表示非常感激地走开了。”[21]乞儿们机械的动作,麻木的眼神重新定格放大在读者面前,让每个人都有一种似曾熟悉而又从未留意,又突然将记忆唤醒的感觉,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描写“妈妈”和“爸爸”毒打果果的细节刻画是小说中最令读者揪心的内容。“妈妈呼地像旋风一样从床上站了起来,抢前一步,啪地一把搂过去,那只缺了一只轮子的红色小汽车就被打跌在地上,一连翻了好几个跟头,最后像一只没有翅膀的鸟一样落在了墙角。这时刻,我看见它的三只轮子当中又掉了一只。还没有等果果做出任何反应,妈妈已经抽回了打落他手上的那只手,然后一巴掌反抽过去,掴在了果果的左脸上。果果就像一片惊慌的树叶一样,突然飘了起来,紧接着又一头栽了过去。头在床沿上重重地磕了一下,又嘭地一声倒在了水泥地面上。……果果的身体急速缩在了一起,马上又因为疼痛伸开了。然而三旺爸爸手里的动作并没有停下来,他又上前一步,一脚踩住果果的肚子,把壶里剩下的开水全部浇在了果果曲起来的双腿上。果果哇哇地张大嘴巴,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整个面孔向上一提,眼睛睁得圆圆的了。他的那几口气憋在了肚子里,好长时间都没有吐出来。”[22]这些乞讨孩子的生命卑微得如同果果手里的玩具汽车,任人蹂躏,这撕心裂肺,毛骨悚然,令人发指的毒打与折磨,会让每一个有同情心的读者潸然泪下。以至于三旺自己的亲生儿子国庆都对自己父亲的残暴与恶毒看不下去,骂他是一个“坏爸爸”。“坏爸爸,这声音听起来石头一样沉甸甸的,落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好像重重地砸了我们一下。”[23]果果的命运犹如那辆自己手中的小汽车,小汽车的毁坏也即童心的死亡,希望的泯灭。这是小说情节发展的高潮,是作品中最具震撼力的细节描写。丑恶和欲望在人性和道德的彻底沦丧下达到了一种让人无法想象的地步。“坏爸爸”们令人发指的罪行也让人恨得咬牙切齿,“他们都是希望摆脱贫困生活的农民。本来也是社会弱势群体中的一分子,和流浪乞儿们一样应当受到社会的保护和帮助,他们的追求也并不过分。然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与个人欲望的错位,他们的财富之路偏离正轨,最终走向人性的反面。”[24]       
    《坏爸爸》犹如一份社会病象报告,它深刻地揭示了“异化的人,动物性的存在,动作化的表现,无论是乞儿还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没有谁能够逃脱悲惨的生存处境。”[25]《坏爸爸》暴露社会的黑暗与丑恶,不仅仅在于展现人性的残暴与麻木,更在于唤醒人们的良知,在于对现实的讽刺和否定。那些简单的施舍和怜悯远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浪孩子乞讨的这一社会问题。作家呼吁的是社会甚至是权力机关,当权者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只有建立健全对这些流浪孩子的收留抚养机构,提高整个国民素质,这些孩子的生存才会有希望。这种期待就是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良知和勇气的凝结。

    四、展现牧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碰撞冲突的批判与沉思

    西部是一个远离喧嚣的世界,西部人的游牧生活犹如一首古老纯朴的诗,从自然深处流出,未受工业文明的污染。作家怀着深深的乡情,用情思飞扬的诗笔给我们渲染那片宁静,广袤的河西山村,山川,河流,草原,以开阔旷达的胸襟与大自然宁静悠远的风物,物我和一,天人合一,情景结合的诗意栖居世界,从中放射出天地万物的灵性,传达出憨厚纯朴的世态人情,绘制了一幅充满游牧气息和牧歌情调的乡土景观。王新军的西部牧歌,“在葱茏旷远,静穆和谐的乡村和自然中,酿造着纯朴洁净的人心人性,建构了一个充满化外之风的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26]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层层深入,工业化时代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不断形成,虽然农民也享受到了现代文明带给乡村的物质享受与便利,也看到了自身的贫穷,艰难,落后,愚昧与困顿,然而同时,工业化也在大量制造着荒废的土地和失去故乡根基的城市移民,在工业文明的挤压之下,传统伦理道德,田园牧歌,乡土诗意纷纷土崩瓦解,成为远去的桃花源和乌托邦。蓝天,河流,草原,羊群离我们一去不复返,它们正在被钢筋水泥土浇筑的高楼大厦,工业化的机械分割得支离破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物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在物质越来越丰盈充裕的同时,精神却一点点遭受蚕八个月的宝宝癫痫前兆食和消亡,人们在金钱,利益,欲望的诱惑下道德开始滑坡,物化表象撞入心灵境界。生命的真,善,美受到物质的消解和侵蚀,诗意的栖居被彻底打破,人类的精神家园不复存在。“物对现代农民的挤压,人性的异化,农村人生存与精神的困境成了王新军小说的一个重要表现空间,并形成他的乡土小说中独有的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与批判。”[27] 《羊之惑》中李有田和妻子对父亲玉根老人执意要住羊圈看作是“你这不是拿刀子刮我的脸吗?” 儿媳也觉得“这叫村里人咋说呢?”他们无法理解父亲对羊的无比依恋和内心充实的感受,劝父亲去打麻将玩扑克看电视诸如在他们看来“正常”的养老方式。然而,他们大错特错的是父亲需要的生命的陪伴,而不是机器的陪伴。在《大草滩》中,许三管的妻子桂桂羡慕邻居家的四轮车,认为“车是机器,羊不过是牲口。”从而强迫丈夫卖羊买车。在这样观点的支配下,最终只能是物化的生活征服放羊的生活,机器代替了羊群,物欲的驱使代替了心灵的自由。“作为一个有着独立价值与尊严的生命迷失于,败退于无生命之物,被环境和物奴役,失去了人所具有的自主性,主体性,心灵性和个体性,纯洁,健康,自然的乡村乐土已不复存在,安天乐土的习俗和朴实淳厚的人伦秩序已被打破,这正是乡村人生存的一种悲哀,也是作家对乡村人精神困境独特而深刻的审美思考。”[28]《羊之惑》、《大草滩》“都表现了身体走出草地与精神超越游牧的艰难,及部分人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精神失落与心理冲突,而冲破环境障碍,克服传统因袭的痛苦则是更深层次,更有悲剧意义的内容,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日益物化的现实殷忧,对农牧文明溃退的无奈和痛苦” [29]。
    当然,对于传统牧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必须理智、正确、客观地看待。对工业文明的正面不应否定,对工业文明的本质也应还原。这是两个文明的碰撞与冲突,也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由之路,必须正确、客观地面对它,评判它们的优劣、功过与得失,从而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结语
    王新军的小说充满了浓郁的西部地域特色和自己朴实而温情的写作风格。在目前的状况下,王新军应该走出其乡土小说的模式化倾向和封闭性,开拓知识眼界,丰富阅历,提高修养,他不但需要西方文明的滋润,同时更需要中国文化的熏陶,以便为自己提升思想和学养,实现又一个创作的突变与飞跃。就此而言,王新军更需要的是开放、开阔、对话、交流、碰撞、吸收与互补。他是甘肃当下文坛当中一个充满前景,仍在不断成长中的青年作家,我相信他会紧跟着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在他的小说中为广大读者奉献出更加清晰、深刻、透彻的乡村及农民形象,我们期待着王新军在创作之路上有更大的超越与创新。

注释:
    [1]陈德宏.文学点击[J].飞天.2002.6:1.
    [2]王锐.减法铸就的狂欢——评王新军《最后一个穷人》[N].酒泉日报.2008.12.9.
    [3]王新军.大冬天[J].飞天.2003.4:41.
    [4]王新军.乡长故事[J].小说界.2002.3:141.
    [5]王新军.俗世[J].中篇小说选刊.2004.3:193.
    [6]牛学智.王新军的小说创作[N].酒泉日报,2008.4.29.
    [7]王新军.固守西部[J].绿洲.1997.2:41.
    [8]王新军.忧伤的追寻[J].上海文学.2006.7:41.
    [9]陈思和.写在前面[J].上海文学.2006.7:1.
    [10]张懿红.牧歌之死——王新军的后寻根.甘肃作家港:
.
    [11]王新军.早滩[J].人民文学.2004.10:98.
    [12]雷达.牧羊人的两个世界——谈谈王新军的小说[J].上海文学.2005.9:12.
    [13]张懿红.生命的形式——读王新军新作《与农村有关的一头牛、两条狗、四季风》[J].阳关.2003.2:41.
    [14]李建军.论第三代西部小说家[J].上海文学.2003.8:48.
    [15]王新军.我从疏勒河边走来[J].阳关.2001.5:11.
    [16]王新军.羊之惑[J].飞天.1999.3:79.
    [17]王新军.父亲的生活[J].绿洲.2001.1:12.
    [18]王新军.父亲的生活[J].绿洲.2001.1:12.
    [19]王锐.一部震撼人心的力作——评王新军的小说新作《坏爸爸》[J].当代文坛.2006.5:62.
    [20]王新军.坏爸爸[J].中国作家.2006.2:9.
    [21]王新军.坏爸爸[J].中国作家.2006.2:5.
    [22]王新军.坏爸爸[J].中国作家.2006.2:6--20.
    [23]王新军.坏爸爸[J].中国作家.2006.2:20.
    [24]张懿红.《坏爸爸》的诚实和勇气[J].作品与争鸣.2006.6:61.
    [25]张懿红.《坏爸爸》的诚实和勇气[J].作品与争鸣.2006.6:61.
    [26]王建利.审美的和谐与冲突——对王新军乡土抒情小说的审美分析[J].当代文坛.2006.6:57.
    [27]王建利.审美的和谐与冲突——对王新军乡土抒情小说的审美分析[J].当代文坛.2006.6:57.
    [28]王建利.审美的和谐与冲突——对王新军乡土抒情小说的审美分析[J].当代文坛.2006.6:58.
    [29]王建利.审美的和谐与冲突——对王新军乡土抒情小说的审美分析[J].当代文坛.2006.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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